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—罗荣桓元帅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东县一个乡绅家庭，他一生恪尽职守，被誉为“政工巨匠”。

罗荣桓自从投身革命，便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飞黄腾达升官发财。1937年秋，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，罗荣桓奉命开赴抗日前线。临别前，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月琴叮嘱道，要永远做老实人，忠诚于党的事业。“永远做老实人”不仅是罗荣桓对妻子的期望，更是自己坚守的信条。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人民的公仆，应该为人民谋幸福，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。他后来在给孩子的信中坦言：“你爸爸几十年来，是在为人民服务，已成终身职业，而不会如你所想的，是在做官，更没有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，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，一无私有。”这确实是罗荣桓一生最真实的写照。

在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，罗荣桓一直以四海为家，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。由于环境的艰苦，加上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他最终积劳成疾，后被确诊为肾癌。1946年7月，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。一年后，罗荣桓回到了哈尔滨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他住进了一幢从旧官僚手中接收过来的楼房里。这是一处宽敞的上下三层楼的独立庭院，楼内设有豪华的舞厅、会客厅，讲究的卧室、洗漱间，非常华丽气派。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罗荣桓感到太奢侈了，心里很不安，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朴素简单的房子住，但一直没有结果。有一天，他到谭政家去做客，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，于是跟谭政说：“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？你家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。欢迎吗？”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，没想到几天以后，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。这处房子并不宽敞，要住上罗荣桓一家，再加上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等人，很不方便，但罗荣桓仍然自愿搬了进去。后来考虑到家里人口越来越多，房子实在过于拥挤，罗荣桓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交民巷新8号，与贺龙、陈毅、张鼎丞成了邻居，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。

在其他许多事情上，罗荣桓也是处处为人表率，坚定做“老实人”。

按照当时规定，罗荣桓家里可以放专场电影，但他怕给别的同志添麻烦，因而坚决拒绝。有一次，罗荣桓不在家，放映队来家里给他的家人放了一场电影。他得知此事后，不仅严肃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而且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？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，我想看就去，不想看就算了，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。”从此在罗荣桓的家里再也没有放过专场电影。有一次，有关部门通知罗荣桓到剧场去看河北梆子演出。他带着几个孩子去晚了，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，他们绕着场子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空位。孩子们不高兴了，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。罗荣桓却笑吟吟地说：“看不成就不看嘛！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？”

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亲切，总是喜欢和他们聊聊家常，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。罗荣桓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，但身边只有一个秘书。他还会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，常常自己签收文件。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，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。每次去，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，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。老张每次回忆到这一幕，都感动地说：“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，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！”

1962年，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，但他总是默默忍受病痛折磨，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，很少按响床头的电铃进行呼叫。一到晚间，他就让医务人员去休息。

罗荣桓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大局、装着他人的人。毛泽东曾说过：“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，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，能顾全大局，一向对己严，待人宽……”

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，罗荣桓与世长辞，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，写下了一首《七律·吊罗荣桓同志》来追思这位与他“一生共事的人”：